王永利:人民币的锚真的变了吗？

来源:意见领袖

意见领袖|王永利

在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不再需要任何特定的锚。央行为实施货币政策而购买的货币储备，无论是黄金、外汇还是国债，都只是央行投放和调节基础货币的一个渠道，根本不是为了锚定这些储备。央行从未承诺人民币与这些储备等值挂钩，可以与央行兑换。

4月23日，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PBOC）分别发声，表示将完善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机制，逐步增加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购买政府债券的数量，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增加流动性和利率管理手段。这引起了社会的热烈讨论，如“人民币的锚将发生巨大变化”（即从原来的美元锚变为国债锚）、“印钞方式将彻底改变”、“中国版QE（量化宽松）即将推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放水即将到来”、“货币贬值将影响每个人”等短视频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这其中的核心是:人民币的锚真的变了吗？

这里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信用货币还需要锚吗？

货币在人类社会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从“天然实物货币”（特殊的贝壳、骨头、羽毛等。未经特殊处理）到“受监管的金属硬币”，再到“基于金属的纸币”，并进一步发展为不再锚定任何特定实物的“国家信用货币”。其表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不断改进，解决了物理载体本身存在的许多问题。特别是由于供给有限，难以满足可交易财富价值无限增长带来的货币短缺问题，推动货币提高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严格控制风险。在确保货币能够随着财富价值的增长而充分供给的基础上，努力保持货币价值的基本稳定，推动货币向无形化、数字化、智能化迈进，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彰显本质。要使货币成为最具流动性的价值凭证或价值权证，其本质属性是价值尺度，其核心功能是交换媒介，其根本保证是最高的信用保护（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和信用保护是货币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

其中，天然实物货币和受监管的金属硬币不存在锚定问题，只有金属基纸币需要锚定。发钞机构承诺，持钞人可以按照既定比例随时与发钞机构兑换金属本位。因此，纸币实际上只是其基于金属本位的日常流通中的一种代币，投放的纸币数量受到金属本位价值的严格限制（只能适当放大），这就成为投放机构的债务和信用。

信用货币最根本的变化是货币不再与任何一个或几个特定对象锚定，而是根据“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与该国整体的可交易财富总价值相对应，货币总量可以随着财富总价值的变化而变化”的原则进行调控， 使其可调节并努力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使货币完全转变为财富价值的形象或对应物并受到国家主权或法律的保护，成为国家信用货币或国家主权货币。

信用货币的出现是货币发展的必然方向和成熟状态。任何再找猫要钱的想法都是违背金钱发展逻辑和方向的倒退思维。

因此，有必要创新信贷投放的渠道或方式。货币不再主要通过购买或保留储备（如黄金、外汇、国债等）来投放。）通过投放机构，但更多的是通过信贷方式放贷（包括发放贷款、购买债券、票据贴现、透支账户等。）按约定条件（借款人需按约定条件还本付息）。

货币信用借贷的原理是:社会主体以其已拥有或将拥有的资产在约定期限内的可变现价值为基础向放债机构申请贷款，经放债机构审查并与借款人达成协议后，按照约定发放贷款。通过这种方式引入社会主体，与放债机构共同评估财富的可变现价值，满足由真实财富价值支撑的货币需求，从而满足货币总量和财富价值。由此，信用供给成为信用货币供给越来越重要的渠道或方式。没有信用供给，就很难有真正的信用货币。

在信用供给下，货币供给不再仅仅是现金供给，而是更直接地记入收款人的存款账户。货币支付不再只是直接的现金支付，而是更多地转化为存款账户转账支付/记账结算。这可以大大降低对现金的需求，使现金在货币总量和现金支付在支付总量中的比例越来越低，货币的表现形式更多地从现金转变为存款（包括电子钱包或数字钱包）。现金完全有可能像贝壳和硬币一样最终完全退出货币舞台。所以现在把钱等同于现金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脱离实际。

当信贷是货币供给的主要渠道时，信贷资产质量成为影响货币质量的最重要因素，而信贷本息无法收回造成的损失是货币超发的真实表现。因此，为了防止货币严重超发，必须形成科学严格的信贷供应控制体系，包括及时识别信贷损失和充分计提损失准备。对于资不抵债的货币供应机构，有必要实施破产重整。为了防止放债机构陷入困境，引发货币信用危机，对货币金融体系产生巨大影响，有必要将放债机构分为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等信用贷款机构，并将货币和信用贷款交给商业银行。中央银行主要负责货币价值的监测和货币总量的调控，包括对商业银行的现金借贷和各种形式的再融资所形成的基本货币控制，以保持货币价值和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这样，货币就会形成“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主体”的双层（二元）结构。中央银行只是货币和现金总量管理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体，而信贷银行则成为更直接、更重要的货币投放主体；货币属于国家的整体信用，而不仅仅是央行的需求或负债（甚至是央行投放的现金）；货币不是政府信用，也不是政府税收支持的（这只能支持政府债务，但不能支持货币总量）。

其中，央行基础货币的投放和回笼主要基于维持币值（包括汇率）稳定和防止意外大幅波动的需要，服务于货币政策的实施，包括买入或卖出货币储备；通过各种方式向商业银行投放或收回再贷款；向商业银行发行或兑付中央银行票据；上调或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

在中国，自2000年以来，央行购买基础货币用于外汇投资，即央行的“外汇账户”迅速增加，从1999年年底的1.41万亿元增加到2014年5月底的27.3万亿元，成为基础货币投资的一个日益突出的主渠道。因为当时央行买入外汇，主要是为了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基本稳定，有人说这一时期人民币投资被美元锚定，放弃了货币的自主权。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首先，央行投放的基础货币并不是全部货币。基础（储备）货币占货币总量的比重从2000年底的27.5%下降到2007年底的25%，略高于2014年6月底的23%，略高于2024年3月底的12%。大量资金仍通过信贷投放，而不是由美元锚定。

其次，自2014年6月以来，央行外汇占款进入下行通道，截至2020年底已降至21.13万亿元，较峰值下降6万多亿元（意味着央行向社会回笼了货币）。在此期间，为了保持货币总量的稳定增长，货币供应更多地依赖于信贷供应，而为了支持银行扩大信贷供应，央行还需要通过降低RRR或增加再贷款来释放流动性。其中，央行向商业银行释放的资金从2014年5月末的1.39万亿元增加到2020年底的15.25万亿元。之后，2021年央行外汇占款增加559亿元，2022年增加2845亿元，2023年增加5742亿元，2024年1月增加878亿元，2月增加848亿元，3月增加501亿元。与2020年末相比，累计增加11373亿元。随着外汇持有量的增加，特别是在RRR降息的支持下，央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有所收缩，2022年底为14.31万亿元，2023年底为18.56万亿元（受2023年底增发政府债券的影响），2024年3月底为16.35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新增的人民币投资已经与外汇账户分离，这也反映出人民币投资根本不是由美元锚定的。

总而言之，在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根本不需要任何特定的锚。央行为实施货币政策而购买的货币储备，无论是黄金、外汇还是国债，都只是央行投放和调节基础货币的一个渠道，根本不是为了锚定这些储备。央行从未承诺人民币与这些储备等值挂钩，可以与央行兑换。中央银行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基础货币的渠道，甚至使用多个渠道是合理的选择。因此，由于央行可能从二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因此假设人民币发行的锚将发生根本变化纯属夸大其词。